医药代表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时常伴随着“消失”、“转型”的字眼。医药国17条明确提出，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失信的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为此，有观点称，300万医药代表中将有200万人被淘汰。
实际上，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发行业委员会（RDPAC）主席布安瑞看来，医药代表这个行业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职业化、正规化，应回归其本质。“首先，2015年国家将医药代表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这表示医药代表正式地成为一份职业；而此次医药国17条中提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这释放出的信息是医药代表有主管部门了。”
而多年来医药代表因为各种带金销售等问题一直是负面形象，甚至药价虚高的板子也一直打在医药代表身上。不过，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药价虚高问题是多方面造成的，有体制等多个问题，如以药养医背景下，医生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收入过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等。
300万医药代表是伪命题？
在新一轮医改中，为了保障药品供应、理顺药品价格，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药品采购、流通、价格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措施，这一系列改革给医药代表行业角色调整与规范发展提出了多重要求。
2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份被业界称为“国17条”的意见，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整个链条提出改革方向。其中，“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为此，有观点称，300万医药代表中将有200万人被淘汰。
不过，从目前看，这300万的数据或许是个伪命题，国内究竟有多少医药代表没有一个权威统计。另一个说法是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保守估计，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企，医药代表人数起码超过100万人。
一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这300万中或许包括了流通领域送货、销售人员等，甚至一些小型药企外包的业务。但这与职业大典中描述并不一致，也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医药代表。
2015年医药代表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当中，标志着其职业身份在“国家确定职业分类”上首次得以确认。按照该分类大典，将其职业定义为代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
目前较清晰的一个数据是，参加RDPAC“医药代表专业培训”项目累计参与的医药代表已有7.7万人次。
据悉，当前行业内仅有的规范，是RDPAC在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的《全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基础上制订的《药品推广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为行业从业人员提出一系列的“自律红线”。
布安瑞希望这套体系可以为整个医药代表行业也提供一个参考。同时，在布安瑞看来，医药代表这个行业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职业化、正规化。其中，国17条的发布无疑会加速这个进程。
国17条中提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建立医药代表登记备案制度，备案信息及时公开。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多年来，医药代表这个行业一直没有主管部门，上述信息表明食药监部门将会对医药代表进行管理，具体细节出台或需要时日，但这是规范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布安瑞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
实际上，医药代表行业走上正规之路并不易，这个行业存在30多年，经过多番努力才成为一个合法的职业。如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就提议将医药代表纳入新职业，明确医药代表职业定义、职业标准、行为规范、权益保护等，将医药代表纳入正规化职业化管理，以进一步规范医药市场行为。
回归本质
在布安瑞看来，医药代表就是应该科学地向医生和医疗机构介绍药品，正确地宣传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辅助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收集所推介药品的不良反应，及时向生产企业反馈，这些才是医药代表真正的价值之所在。
但在中国医药购销领域，多年来一直运行的还是“带金销售”的潜规则。为此，在各种回扣门、贿赂门等曝光后，药价虚高的板子便重重地落在了医药代表身上。
对此，很多医药代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锅背不起”。“随着医改各项政策的推进、企业合规性加强、反腐力度加强，此前的带金销售模式越来越行不通，最终会回归到服务的本质上。”某药企华东销售总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指出，医药代表行业的变化，跟我国长期缺乏医药代表的管理和约束机制有关。我国对医药代表不仅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一部公认的行为规范。现实中，医药代表成为一群素质不齐、手段灰色的“营销公关人员”的竞技场。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表示，药品从厂出来再进入流通，流通再进入到医疗服务的机构去，所有的环节里边都可能形成药价虚高。“所以我们单方地去强调某一个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是不太妥当的，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够单兵突进地去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以药养医背景下，医生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收入过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所以会滋生出诸多的利益共同体。
截至2015年底，我国仍有药品生产企业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药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而正是这种粗放、重复、低端的药品供给市场，直接催生了以“推销药品”为主要职责的医药代表群体的壮大。
近期发布的过度重复药品公告显示，有129种药品100家以上的企业同时生产。全国有药品批发企业13508家，零售企业45.3万多家，前三强药品批发企业市场占有率仅为33%，与发达国家普遍在80%以上的占有率相比相差甚远，行业集中度低，具备现代化医药流通条件的企业仅占1.75%。药品流通环节多，流通秩序混乱，挂靠经营、过票洗钱、商业贿赂屡禁不止，推高了药品价格，腐蚀了医生队伍，诱导了大处方、开贵药，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很大的损失。
实际上，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发行业委员会（RDPAC）主席布安瑞看来，医药代表这个行业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职业化、正规化，应回归其本质。“首先，2015年国家将医药代表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这表示医药代表正式地成为一份职业；而此次医药国17条中提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这释放出的信息是医药代表有主管部门了。”
而多年来医药代表因为各种带金销售等问题一直是负面形象，甚至药价虚高的板子也一直打在医药代表身上。不过，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药价虚高问题是多方面造成的，有体制等多个问题，如以药养医背景下，医生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收入过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等。
300万医药代表是伪命题？
在新一轮医改中，为了保障药品供应、理顺药品价格，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药品采购、流通、价格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措施，这一系列改革给医药代表行业角色调整与规范发展提出了多重要求。
2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份被业界称为“国17条”的意见，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整个链条提出改革方向。其中，“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为此，有观点称，300万医药代表中将有200万人被淘汰。
不过，从目前看，这300万的数据或许是个伪命题，国内究竟有多少医药代表没有一个权威统计。另一个说法是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保守估计，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企，医药代表人数起码超过100万人。
一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这300万中或许包括了流通领域送货、销售人员等，甚至一些小型药企外包的业务。但这与职业大典中描述并不一致，也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医药代表。
2015年医药代表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当中，标志着其职业身份在“国家确定职业分类”上首次得以确认。按照该分类大典，将其职业定义为代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
目前较清晰的一个数据是，参加RDPAC“医药代表专业培训”项目累计参与的医药代表已有7.7万人次。
据悉，当前行业内仅有的规范，是RDPAC在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的《全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基础上制订的《药品推广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为行业从业人员提出一系列的“自律红线”。
布安瑞希望这套体系可以为整个医药代表行业也提供一个参考。同时，在布安瑞看来，医药代表这个行业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职业化、正规化。其中，国17条的发布无疑会加速这个进程。
国17条中提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建立医药代表登记备案制度，备案信息及时公开。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多年来，医药代表这个行业一直没有主管部门，上述信息表明食药监部门将会对医药代表进行管理，具体细节出台或需要时日，但这是规范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布安瑞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
实际上，医药代表行业走上正规之路并不易，这个行业存在30多年，经过多番努力才成为一个合法的职业。如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就提议将医药代表纳入新职业，明确医药代表职业定义、职业标准、行为规范、权益保护等，将医药代表纳入正规化职业化管理，以进一步规范医药市场行为。
回归本质
在布安瑞看来，医药代表就是应该科学地向医生和医疗机构介绍药品，正确地宣传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辅助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收集所推介药品的不良反应，及时向生产企业反馈，这些才是医药代表真正的价值之所在。
但在中国医药购销领域，多年来一直运行的还是“带金销售”的潜规则。为此，在各种回扣门、贿赂门等曝光后，药价虚高的板子便重重地落在了医药代表身上。
对此，很多医药代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锅背不起”。“随着医改各项政策的推进、企业合规性加强、反腐力度加强，此前的带金销售模式越来越行不通，最终会回归到服务的本质上。”某药企华东销售总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指出，医药代表行业的变化，跟我国长期缺乏医药代表的管理和约束机制有关。我国对医药代表不仅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一部公认的行为规范。现实中，医药代表成为一群素质不齐、手段灰色的“营销公关人员”的竞技场。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表示，药品从厂出来再进入流通，流通再进入到医疗服务的机构去，所有的环节里边都可能形成药价虚高。“所以我们单方地去强调某一个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是不太妥当的，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够单兵突进地去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以药养医背景下，医生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收入过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所以会滋生出诸多的利益共同体。
截至2015年底，我国仍有药品生产企业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药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而正是这种粗放、重复、低端的药品供给市场，直接催生了以“推销药品”为主要职责的医药代表群体的壮大。
近期发布的过度重复药品公告显示，有129种药品100家以上的企业同时生产。全国有药品批发企业13508家，零售企业45.3万多家，前三强药品批发企业市场占有率仅为33%，与发达国家普遍在80%以上的占有率相比相差甚远，行业集中度低，具备现代化医药流通条件的企业仅占1.75%。药品流通环节多，流通秩序混乱，挂靠经营、过票洗钱、商业贿赂屡禁不止，推高了药品价格，腐蚀了医生队伍，诱导了大处方、开贵药，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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