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峰：当前中国相对欠缺源头技术创新

　　我们现在把人工智能分了三个层次。第一步是计算智能，机器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比人类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强大脑这个节目，在人类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能力，但在机器面前却是很自然的一个能力。这个标志是1997年的IBM的电脑“深蓝”赢了“国际棋王”卡斯帕罗夫，因为机器可以把所有的国际象棋的情况都编译出来，这是人工智能的第一步能力。
　　
　　第二步是感知智能，机器能听会说，语音合成已经超过了普通人达到的4.5分，翻译已经达到了大学六级的水平，机器的视觉可以看红外和紫外，机器的听觉可以听见超声和次声，这些他会逐步超越人工。
　　
　　第三步可以说是最难得的，也是未来和人类生活融合最紧密的，就是认知计算。简单来说，认知计算是让让机器具备了学习、推理和综合表达的能力。这项技术现在是全球竞争的焦点，无论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教育、医疗等方面，认知计算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工智能下一步的使命是让机器不仅能听会说，还要能理解会思考，用人工智能来改变世界。我们将赋予人工智能最好的深度神经学习的算法，让他学习最顶尖专家的知识，达到一流专家的水平，把最好的知识成果呈现给各个行业。
　　
　　2017年人工智能可能会在许多领域有较大突破。首先是教育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记录所有的过程化数据，例如学生的学习数据、作业数据，老师上课数据等等，然后自动分析全班同学的学习状况。老师在授课时，可以根据学生的整体情况调整课时内容，例如某个知识点，同学们都掌握了的话就不必重复，若有大部分同学没掌握，那就再重点讲解一遍。教学过程中，老师马上就能知道同学们知识掌握的程度，可以把课堂效率提升到30%以上。孩子回到家里，人工智能可以略过无效作业、重复训练，使学生的时间可以节省50%。这对整个社会进程，对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是巨大的变化。
　　
　　明年在医疗领域也会有新的突破，人工智能在某些专业领域的能力可能会高过某些一线的全科医生。而且通过语音技术，还可以解决门诊电子病例等难以实现的问题。真正做到人和机器的耦合互动，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提升老百姓所享受到的社会服务水平。
　　
　　创新驱动，源头创新是当务之急
　　
　　创新可以分类为源头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销售渠道创新，但当今中国相对欠缺的，还是源头技术创新这一部分。所以，中国产业界在重视服务和管理创新的同时，要有一批企业敢于在源头技术上进行突破。互联网时代，全球最好的成果可以迅速服务全世界的用户，所以创新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拥有全球顶尖的核心技术，才可能有产业机会。
　　
　　那我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举国体制。往往交叉学科是最容易出创新成果。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需要结合脑科学、神经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学科，国家可以最大化地调动资源，设立国家实验室、应用示范区等，给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最大化的支持。有了良好的科学基础，再加上举国体制的优势，我们完全有机会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当然，创新也面临着挑战。对于产品来说，如何把成本降到最低，如何让产品性能更加优化，这是亘古不变的难题。成本节约需要我们从源头开始抓起。未来机器人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GDP的排名，当国外公司秩序每月为每个机器人支付500元的维护费，而中国公司每月却要为每个工人支付5000元的工资，那我们在全球肯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我们就没法销售出高成本产品。
　　
　　至于产品优化，它的方向一定是“智能化方向”。简单来说，就是让产品更理解你，更懂你，更好地服务你。这需要高端的技术支持，对产品而言又一个挑战。如果这两个难题能够突破，那么我们将会是制造业全球强国。
　　
　　政府应积极扮演“新技术践行者”的角色
　　
　　政府可以在创新中发挥很大的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搭建一个平台，让社会上的创业精神自由流动，让创业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规，在政策上提供支持，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
　　
　　其次，政府应积极地整合社会上可用的交叉学科资源，通过推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专项的建设，促进科研创新，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
　　
　　第三，政府应该积极地扮演“新技术践行者”的角色。当我们有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成果的时候，政府应该率先使用，形成样版，之后向全国推广，继而向全世界推广。例如我们的高铁，现在正在向全球出口。
　　
　　但是归根结底，政府还是应该尽量让创新者自主发挥。最近几年政府的工作流程在不断优化，一方面简政放权，另外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政务”使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化。政府的这一系列改变都对推动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政府同样面临压力。例如就业问题。从全球趋势来看，未来制造业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所替代，势必会造成大量人口失业下岗，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巨头企业手里。这么多的制造业人口如何分流？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
　　
　　我认为应该政府应该积极把这部分人口引流到社会服务业中。人工智能时代，全新的社会服务体系下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政府应建立新的培训体系，提高民众的劳动技能，引导民众更好地就业。除此之外，政府还需要考虑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方法，社会的救助和保障体系一定要提前预案，未雨绸缪。这是政府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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