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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之女谈传统文化保护:发现自己不会包粽子很惊讶

  为了挽救濒临灭绝的浙江省地方戏剧,宗馥莉与她的新生代企业家同伴们正展开积极行动
  
  一年前,宗馥莉不会想到,“传统文化保护推动者”,会在某天成为自己的新标签。这位前中国内地首富宗庆后的千金,现正集结一群浙江省的新生代企业家,共同保护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月19日,杭州市西溪湿地蒋公祠内,浙江省濒危剧种守护行动启动,宗馥莉代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与浙江省文化厅签订了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未来三年,联谊会将出资360万,对浙江省濒危剧种进行抢救性保护与传承。
  
  这是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半年以来,以保护传统文化为目标开展的首次集体社会责任行动。
  
  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由百余位活跃在浙江省经济一线的青年企业家组成,其中很多人都传承了父辈的企业。但是,商业绝非他们传承的唯一内容,“传承文明”,被放在了联谊会使命的最开头,成为联谊会所有成员新的共同价值观。而身为联谊会会长,宗馥莉开辟这个新疆域的初衷,更多是缘于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忧虑。
  
  失落的地方戏剧
  
  与父亲宗庆后相比,宗馥莉具备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商业之外,她对传统文化关注颇多。国外求学期间,在研习西方先进商业管理的同时,她也感受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强势冲击。
  
  有一年的端午节,宗馥莉吃着母亲包的粽子时,猛然发现了一个事实—自己竟然不会包粽子。“我这一代都不会包,下一代肯定也不会了。”这首先让她感到惊讶,继而让她意识到了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她还发现,小时候过端午节画“王”的习俗,也已不复存在,连画“王”用的材料也已难觅踪迹。“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宗馥莉颇为失落地说。
  
  联谊会副会长、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淑英有着与宗馥莉类似的感受。大约在她10岁的时候,越剧在她的家乡曾盛行一时。“现在,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戏剧都消失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节奏太慢,说十个字,可能得花上十分钟。”浙江三星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联谊会副会长黄鹤飞说。小时候,黄鹤飞曾多次陪奶奶看戏。结束学生时代时,黄鹤飞送给奶奶的礼物就是一盘戏剧磁带。“但我至今仍未培养起对戏剧的热情。参与保护地方戏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奶奶高兴。”黄鹤飞坦言。
  
  与联谊会成员对浙江省地方戏剧衰微的切身感受相比,地方戏剧的演员们感受到的是切肤之痛。
  
  宁海平调剧团青年演员薛巧萍告诉《中国慈善家》,地方剧种的衰微让自己感觉很受挫。薛巧萍16岁进入剧团学艺,至今已过去了16年,与她同时进剧团的8个女孩中,只有她一人坚持至今。她曾一度对戏曲信心满满,但近几年来,由于剧团生存艰难,又得不到相关领导支持,“以前,即便本来没安排我的戏,我都会向领导积极争取。现在,我有点累了,我一个人起不了多大作用。”薛巧萍说。虽然所在剧团已陷入传承无人的窘境,但她却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传承自己的衣钵,“太辛苦了,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去承受这份苦痛。”
  
  作为南戏故乡和“中国戏曲的摇篮”,浙江省戏剧种类繁多,目前已有56个剧种被列入浙江省政府公布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各地有不少专业剧团和民间剧团,但包括浙江京剧、昆曲、绍剧在内的传统戏剧,都只有一两个剧团在支撑。众多地方戏剧中,可以登台表演的仅剩14个剧种,3/4以上的剧种濒临消亡。
  
  在中国其他地区,地方戏剧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还有360多种传统剧种,到2012年,全国的剧种已经减少了近1/4。
  
  地方剧种缘何如此失落?“一是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方言功能弱化,新的娱乐方式兴起,传统戏曲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二是社会对戏曲艺术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认识不到位,扶持力度不够;三是戏曲艺术创新不足,难以与时俱进,人才低端化,观众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浙江省文化厅非物质保护处处长王淼对《中国慈善家》分析道。
  
  新一代的文化抢救行动
  
  体会到传统文化保护的紧迫性之后,宗馥莉开始寻找合适的契机。与此同时,面对地方剧种衰微的情势,浙江省文化厅也早有保护濒危剧种的想法和安排。
  
  今年年初,浙江省文化厅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推进年方案》中提出,对包括传统戏曲在内的濒危非遗项目进行调研,并组织举办浙江省小剧种展演。
  
  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忧虑,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后不久,宗馥莉即到浙江省文化厅走访,并主动提出参与和介入非遗保护。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首先从濒危剧种保护抢救方面展开了合作。
  
  很快,浙江省文化厅与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签订了濒危剧种抢救保护的合作框架协议。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出资360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用于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在第一阶段(2013年7月-2016年6月)近三年的时间里,根据双方签订的《浙江省濒危剧种守护行动方案》,第一年将资助10个剧种,每个剧种10万元,复排一批经典剧目,推出一批艺术精品;第二年实施百场大戏送乡亲;第三年争取企业界结对扶持濒危剧种发展,在全省形成100个“戏剧广场”、公布100所戏剧传承学校、培育100个濒危剧种民间剧团、重点支持恢复与排演100部传统剧目,并培养千名濒危剧种青年传承人。同时,三年内将完成濒危戏剧的多媒体抢救记录。
  
  “现在,社会上的基金会种类繁多,但真正关注文化的很少。如果我们这代人再不去保护,那我们的下一代就看不到这些戏剧文化了。”宗馥莉说,“我们希望从浙江省开始,逐渐影响全国青年企业家发起类似的行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保护。希望各地青年企业家都能够发现本地区值得保护的地方文化,把它们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在与浙江省文化厅合作之前,宗馥莉也做过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尝试,她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过联系,但终因所涉及手续过于繁琐,一时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而放弃。
  
  先做起来才有希望
  
  “新生代企业家对濒危剧种保护给予资助,扶持和促进了地方戏曲剧种的发展,满足了群众对于传统戏剧的需求。此外,他们还带动了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王淼说。
  
  联谊会成员之所以热心保护传统文化,与他们的财富观不无关系。“我对财富看得比较淡。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让自己更快乐,这才是更重要的。”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联谊会会员章宇旭说。这也代表了联谊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观点。
  
  然而,非遗保护基金自建立以来,叫好声虽不少,质疑声也从未间断。“联谊会成员个个都身价不菲,面对非物质文化保护,遑论上升至复兴中华传统文化,360万太少。”有人如此评价。
  
  “我们演出成本很高,加上日常的运营费用、演员的工资发放,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10万块实在做不了多少事。”一名濒危剧种演员无奈地表示。
  
  而在薛巧萍看来,这笔资金虽然不是特别大,且自己的剧团也未在受资助之列,但得知这个消息时,她还是觉得“这对于我们地方剧种来说是一股暖流”。
  
  事实上,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相应配套投入,360万的确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文物、古建筑、文化遗址等项目看得到,做好了就是政绩工程,非遗却是个‘无底洞’,一些地方的财政不愿投钱进去。”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文化部门官员透露说。
  
  面对濒危剧种保护的艰巨任务,如果仅仅只靠一群青年企业家的呼吁和捐赠,而缺乏更大范围内的响应配合,以及政府相应支持与投入,这个宏大工程势必难以完成。
  
  但在宗馥莉和她的伙伴们看来,对于他们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而言,360万的捐赠只是一个开端。
  
  “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些被忽略的资助保护领域。至于未来,我们会逐步去完善。”杭宝集团总裁、联谊会副会长章国恩告诉《中国慈善家》。联谊会副会长、杭州绿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东则表示,“联谊会将持续关注非遗文化,继续支持戏曲抢救工作,而且不只是浙江地方剧种,还希望包括全国的濒危剧种。”
  
  显然,对于自己的新事业,联谊会会长宗馥莉也是充满信心,“希望政府能看到我们的努力和呼吁,也希望不久的将来,政府能开拓一些体制和机制,让中国的慈善事业和西方的慈善事业逐渐进行一些融合。虽然这只是一个希望,但如果没有人去做,它永远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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