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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国经济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

2018-5-16 16:48:56  来源:新浪财经综合  http://www.china1baogao.com/

  2018年5月5日,林毅夫在北大国发院投资论坛上发言称,未来十年,我国经济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

  从历史数据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GDP是美国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的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韩国经济都维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长。

  他认为,和当年的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相比,中国存在着在同样的“后发优势”。虽然现在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林毅夫指出 ,这个差距,代表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意味着产业和技术水平存在差距,这说明我国收入水平依然较低,也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更快的发展。

  “他们可以实现20年8%-9%的年均增长,那么从2008年起,我国应该有20年每年增长8%的潜力。”

  以下为发言全文:

  林毅夫: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我想谈的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有哪些不变的基本面,又面临哪些主要变化。

  一、三点不变

  第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尚未完成,改革永远在路上。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双轨制,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扭曲,保护补贴原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以维护稳定。新人新办法,激活了一些过去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竞争力强,能创造就业、增加出口的产业。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放开,就是逐步走过来的。农村改革也是如此,一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另一方面,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将土地私有化。

  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的好处是,既能够维持稳定,又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发挥我们的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而为我国改革旧有的体制创造了条件,比如,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违反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否则难以生存。我国的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原来很多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资本积累逐渐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其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不再必要,为消除双轨制遗留的各种干预扭曲创造了条件。

  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是一个目标,诸多要素市场改革尚未到位。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追求的变化,新矛盾和问题还将不断出现。所以,我认为,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要不断深化,这个基本态势没有变。

  第二,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过去4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5%。增速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从未来的增长潜力看,我认为,未来我国经济维持较高增长的可能性和空间依然较大,可用资源仍然较多,这个基本国情没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依赖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虽然现在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代表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意味着产业和技术水平存在差距,这说明我国收入水平依然较低,也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更快的发展。

  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其技术和产业均处于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赖自身发明。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有些产业,如高铁、家电,已处于世界最前沿,要继续维持领先,必须自己发明。有些新产业,技术创新速度快、周期短,其研发投入主要是人力资本,而物质和金融资本投入相对少,这在互联网、手机等行业表现最为明显。比如,小米手机,雷军创业之初,仅有100多名员工,一年之内就推出小米手机,100多名员工的人工成本并不高。

  再如,阿里巴巴,当年孙正义投资仅为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亿元,资金投入不大,但利用的是高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缺少的是物质资本,而人力资本差距很小,因为人力资本包含两部分,即天赋和后天的教育,有时天赋比后天教育更为重要。

  现在,在后天教育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大,而在天赋方面,中国人口多、天才多,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每年30%的市场增量在中国。因此,对于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现代产业,中国有条件实现弯道超车,自己研发。

  但中国还有大量的产业与世界差距巨大。从2017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展览会可看到,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比如装备业,外国一部机器售价可高达500万美元,而中国类似的机器售价仅为100万美元,这意味着存在技术差距。我认为,只要充分利用这个差距,我国经济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

  这是因为,从历史数据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GDP是美国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的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韩国经济都维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长。上世纪70年代之前,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研发周期短的产业尚未出现,弯道超车机会不多,当前我国比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韩国等更为有利。在同样的产业技术水平差距所给予的“后发优势”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实现20年8%-9%的年均增长,从2008年起,我国应该有20年每年增长8%的潜力。

  当然,把潜力变为现实,需要很多条件,2008年出现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国际经济比较疲软,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另一个因素是国内的情况,要看供给侧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能不能落实到位。但是由于国内的市场大,可回旋的余地多,未来10年仍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或者更高速度的增长。中国现在的经济总规模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6%,如果中国经济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为1个百分点。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3%左右,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每年1/3的增长来自于中国。

  第三,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维持好的基础未变。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中高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向高收入水平前进,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中,维持好中美关系是关键。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强,充分利用经济互补性是保持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

  可以从收入水平差距看到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收入水平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代表所在的产业一般是技术水平较低、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产业。而美国收入水平高,代表其附加价值高,代表所在产业的技术和资本比较密集。资本密集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的密集。

  因此,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在国际上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少。即使,未来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当,产业处于同一水平,经济合作的基础将从现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产业互补,转变为同一发展程度的专业分工,如同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一样,贸易仍然是互利双赢。届时,中国的市场是美国的四倍,美国那些在国际分工中具有优势的产业也不能失去中国的大市场,中美合作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

  虽然中美经济互补,但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将对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带来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充分利用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这一有利优条件,维持一个较好的合作关系。

  二、三点变化

  第一,中等收入人群在国内增加,期望将发生变化,需要趋利避害,深化改革。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追求将发生改变,对生活质量、环境质量、透明度、话语权等的追求越来越多,自主性也逐渐增强。我们的改革必须以人为本,把握中等收入人群需求和人们追求的变化。

  一方面,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持经济稳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治理的变革必须提上议程,比如,应建立针对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传播影响力大,若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可能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认同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产人群的增加,人们对政治参与、自由度、话语权的要求逐步提高,需要进行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

  第二,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比较长期的疲软,不确定性增加,中国要沉着应对。日本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后至今,27年未完全恢复复苏。欧美发达国家也可能陷入相当长时间的疲软。欧洲现在失业率较高,经济增长1%左右。美国其实也未完全恢复,正常状况下,美国经济增长约为3%-3.5%,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0年美国的增长率也不足3%。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应推行的结构性改革一直未真正落实。

  虽然从长期看,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但短期内会降低消费,减少投资,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升高,在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下,发达国家就很难推动结构性改革。因此,我认为,发达国家可能普遍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增长低迷。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容易制造外部事件,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我国面对的外部挑战将不断增多。

  为此,我们要有理有据,但无论采取哪种战略,都不能以牺牲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发达国家增长率慢,除了容易对外制造事端外,国内也容易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英国保守党在选举中失掉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容易出现各种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事件。这都与经济增长率慢,就业状况不好,生活没有改善等有关,我们需要有应对预案。

  第三,国际治理结构面临调整。“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形成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制定规则的都是发达国家,很多规则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很公平,但对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公平。之所以当时美国能主导这样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因为美国在“二战”以后GDP占全世界超过50%。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治理结构也要随之发生调整。

  美国GDP从占全世界的50%降到现在不到25%,中国现在则占16%-17%。中国只要可以维持6%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在未来10年,不管是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还是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会跟美国相当,甚至超过。当我国变成最大经济体,国际治理结构转变时,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如“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将给世界带来一套新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发展和国际治理理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带动“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大同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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