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要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原因，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府为什么能采取这些好的经济政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政府的务实主义态度

　　从邓小平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开始，务实态度导致采取改革措施时非常地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边改边想，然后再改。顶层设计是定下方向的，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比如人口老龄化、退休的问题，现在的计划是2020年出台方案。我认为，应该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改革。务实主义的改革避免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坐而论道，没有动作；另一种就像苏联、东欧那样，一下子全都改了，结果导致20年停滞。

　　中国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国政府有了务实态度后，就不受计划经济教条的约束。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那些教条先放下、不争论，凝聚全党共识，抓经济建设。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奥尔森教授认为，领导者有长远的眼光，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有时利益集团会让政府无法行动。

　　上世纪60年代初，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五倍，但是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近三倍。菲律宾的落后和它的阶级结构有关系，这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结果。后来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在这种阶级结构中，最后选上来的都是大地主。直到今天，菲律宾基本上就是几个家族轮流坐庄。

　　中国由于不断的社会革命，造就了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平均的社会结构。这对政府是有利的，不受利益集团左右，更加关注长远的经济发展。

　　分权——给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中国是世界上财政最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政府全部支出的85%；从预算内收入来看，一半的收入归地方政府，另一半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又把约80%的收入转给了地方政府。中国的财政分权给了地方政府极高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分支出权，不分收入权，这是一种最坏的安排，因为中央掌握了收入，地方到中央来唯一的要求就是分的越多越好。

　　另一方面，中国也给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因为财政分权要靠自己，一些国有企业亏损大就逼着地方改革。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先锋，一个是山东诸城，一个是广东顺德。有的效益差的国有企业经过改革，还能收回一点钱，这叫“止血工程”，因为天天给他补贴，没有任何的收益。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那么困难，还都能做下来的原因。

　　此外，中国的官员业绩跟升迁有关系，有正向的激励。自西汉开始就有考课制度，皇帝考核官员，做得好升迁，不好贬官。到今天是干部选拔制度，有很强的正向激励。研究发现激励很管用。如果地方官员把当地经济搞好，那升迁概率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