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明：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5年来，在开放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渐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货物贸易额从2012年到2017年增长13.8%，服务贸易额增长54.8%。双向投资快速增长，实际利用外资5年间增长17.3%，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流量）增长55.5%。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我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进全球治理理念更加完善；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重视发挥亚太经合组织等多种机制的作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多元；坚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秩序更加合理。我国正在从全球治理的旁观者，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

　　开放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离不开我们党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正是以全面开放引领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制度的变革、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发展环境的改善，我们才越来越接近高起点、高层次、高协同和高质量的发展目标。

　　全面开放打造集成发展新优势。全面开放是要素开放与制度开放的有效集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要素开放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形成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保持和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改革投资管理、贸易监管等制度，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着力打造更加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形成了要素优势与制度优势系统集成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全面开放是引进式开放与输出式开放的有效集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引进来”为主要手段，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积极有序扩大对外投资，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我国净出口仍然保持增长，2017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1%。全面开放将我国以往的“单项优势”集成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综合优势，增强了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全面开放形成协同发展新模式。全面开放是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的有效协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以制造业为主，奠定了我国全球制造大国的地位。进入新时代，我国在继续稳步扩大制造业开放的同时，顺应全球产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着力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开放的有效协同形成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模式。全面开放是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的有效协同。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大，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步伐，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开放也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的有效协同形成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全面开放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效协同。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我国实施的是“内外有别”的开放型政策，在诸多领域仍存在外资“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的现象。现阶段，我国在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同时，更加重视扩大对各类内资主体的市场开放，努力构建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效协同形成了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全面开放开辟合作发展新路径。全面开放是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的有机结合。我国高度重视参与双边多边合作发展。目前已对外签署16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在加快货物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积极推进升级版谈判，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发展。在自贸协定框架下，探索深化合作新模式，为全球范围内的协议开放提供了新样板。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园区开放方式，积极打造高水平、全方位的开放平台；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产业开放方式，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全面开放是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的有机结合。我国积极倡导充分发挥多边合作机制作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主动参与区域合作，重视发挥多种合作机制作用，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全面开放是主动开放与安全开放的有机结合。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既不在低迷的世界经济中“以邻为壑”，也不在合作的过程中将发展理念强加于人，而是主动谋划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新方案，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同时，我们更加注重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健全监管体系为抓手，构建安全开放新体制，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理念，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