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人工智能的危险来自于少数科技精英

　　智能金融正在引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下半场。智能技术层出不穷，金融业务受益匪浅，“智能+金融”的跨界组合，带来了新的社会命题。近日，著名财经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无论金融功能如何提升，都要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服务于我们的实体经济实现升级换代的发展。

　　同时，他认为在智能金融创新发展中，应把握好“发展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的理性权衡点，落实审慎包容的监管原则。在科技创新支持之下的金融创新过程中，扩展商业性金融的潜力空间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探讨政策性金融的配套支持。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编辑整理：

　　如何理解“智能金融”的概念？

　　我认为，智能金融是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发展中延伸出的一个前沿概念，这种智能金融所应该体现的是金融功能的进一步提升。无论金融功能如何提升，都要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服务于我们的实体经济实现升级换代的发展。在智能金融这个前沿概念的支撑下，开辟新的时代，提升企业和社会成员的用户体验，才能更好体现金融服务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有些生活中的互联网金融或者科技金融，已经带有智能金融的特征。我认为，智能金融一定要跟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紧密结合在一起。前段时间我去阿里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看到显示屏中呈现阿里公司发放小贷的实时情况，不断滚动显现出来的一笔笔小贷，是几秒钟就要发出去的一笔笔资金支持，这种功能可以称之为“零人工操作”。这是否就具有了智能金融的初步特点了？

　　所谓零人工操作，是指在硬件、软件和数据运行的系统中有一种人工智能式的信息处理，网上接受申请后，在没有人工去直接介入操作的情况下，对一笔一笔的申请进行分析，比如风险度如何，是否可以放，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决定。在阿里公司，我盯着屏幕看了一分多钟，间隔几秒钟放出一笔的贷款中，金额高的达20万元，低的只有6千元，这使我想到讨论了多年的小额贷款在中国怎么发展的问题。银行家尤努斯在孟加拉的机制是低端草根层面带有连坐制度特点的风险控制，类似于一个村民小组，大家都可能申请到小额贷款，但你如果不还，就使别人一起丧失了今后申请低息贷款的机会，大家连坐式的控制，防止出现比较高的呆坏账风险。这种方式在中国也试水多年，但它的推广却很有限。现在看到的阿里小贷，一下子使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政策性金融的配套支持也需要考虑

　　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这样一种带有智能金融初步特点的新的金融服务体系，拓展了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原来我们苦苦探索的政策性金融加入才能解决的小贷问题，至少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向商业性的边界扩展了，如果能成功可持续地覆盖一部分小贷的需求，又得到有效供给回应的话，政策性金融就没必要一定介入了。

　　当然，不能否定的是，还有一些类似阿里小贷覆盖不了的范围。有人提到，阿里小贷的前提是大数据里必须有申请者的电子痕迹。比如网上淘宝商户等这些草根创业，他们通常会留下相关足量的电子痕迹，容易过关取得贷款支持；但对于那些没有相关电子信息和痕迹的主体，比如穷乡僻壤里的一个草根创业创新者，数据库里就很难生成可作为信息来源的判断基础，他们仍然和这种小贷无缘。以上说明，在科技创新支持之下的金融创新过程中，扩展商业性金融的潜力空间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探讨政策性金融的配套支持。

　　人工智能的危险来自于少数科技精英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将以超越技术的视角，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智能金融。

　　第一个思考，是对于智能金融所依托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前瞻。目前，学者们已经在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会带来人类社会的一个“奇点”，即过了那个临界点以后，整个局面变得不可控了。正如我们研发的机器人，有可能在通过机器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功能的过程中，过了一个临界点后反过来控制人类了。在我看来，这个奇点并不是机器人统治世界。机器人无论怎么发展，都是人所设计的一套硬件、软件范围所覆盖的功能的放大，也必须由人类进行编码和设计，机器人是在人类给出的创新框架空间中，实现相关功能的不断升级。紧跟着的危险是什么？这个奇点过后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少数科技精英，他们有可能到了某种状态之下成为所谓的“超人”。按现在预判的资料说，科技精英除了自己的大脑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之外，其他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进一步延伸达到想象不到的高功能状态。这种科技的“超人”如果过了临界点后真的反过来控制人类，换句话说，非超人的人们就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是研究人员已经在探讨的一个危险前景。在我看来，这种科技精英成为“超人”控制他人的危险是有一个前提或基础的，即人的思想具有无法估量的不断提升的创新功能。防止科技精英变成“超人”而奴役他人，根本上需要依靠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法治，把所有的权力与人性，都关进法治共和的笼子里。

　　如果把人工智能的概念延伸到智能金融领域，无非是这样的逻辑：它带来了智能化的新功能，也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新的风险因素和新的挑战。我们要应对这种挑战，把我们创新的正面效应最大化而把创新的风险控制在可控状态，并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共享发展的归宿上。

　　“发展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的权衡关系

　　第二个思考，是在科技金融和智能金融的创新发展中，我认为应该反复地把握好“发展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的权衡关系。这样一个严监管或者强监管时代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总体来说，这种理性的强监管或者严监管和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应该是相互配合呼应的。关于发展与规范的权衡，首先是在这个科技革命的新时代，我们看到了大潮流和大方向之后，一定要允许和给出发展中试错的弹性空间。

　　与发展并重的，是要在试错中注意认识风险，这个风险到底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我们一开始对具体风险可能是茫然无知的，但是这个创新发展的大方向下机遇是不可错过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大方向，先从发展中去探求规范，这就要落实“审慎包容”的重大原则。审慎包容就是你别急于下结论，要有包容性，要审慎地考虑如何监管的问题。举例来说，微信早在几年前的内部讨中，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它可能会给社会管理带来一些麻烦，随着技术进步与创新发展，微信同时带来的革新也令人眼前一亮：金融服务与微信融为一体的移动支付已经大众化，就连外国人都惊叹在中国大街小巷，老百姓可以用微信支付买煎饼果子。这种在金融创新中形成的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它所提供的分散化、个性化与适应性前所未有。移动支付实际上支持的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效率和繁荣，提高了广大老百姓“用户体验”的水平。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微信支付使中国可以跨越欧美的信用卡普及阶段而实现实际生活中的金融服务功能。尽管微信仍然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但是谁都不可能设想现在再把微信掐死。这就是审慎包容带来的有利有弊、但是明显利大于弊的发展结果。

　　另外，在机制方面，微信的发展过程也值得我们反思。据说微信这个技术更早是中国移动所关注的，他们发展出了飞信业务，但是没有做大。腾讯在抓住这个技术运用的时候，曾经也非常苦恼，最有压力的时候曾想卖掉，但没人接盘，甚至低到价格区区几百万元都没人感兴趣。但是过了某个临界点后，局面一下子豁然开朗。显然，中国移动的背景是我们所说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企的决策特点决定着它不敢在应用一个创新后，不惜余力地认清风险点看能不能闯过临界点。高风险高收益的机制支持，更多的体现在民营企业阵营中，民营企业自己承担这种高风险，一旦成功，取得的是高回报（当然，在腾讯和其他的电商成功者旁边，其实有更多的失败者）。这些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总结的：为什么现在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什么要承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必须得到发展？这也是新经济、金融创新的体现，是我们之后讨论和发展智能金融需要进一步总结之处，以上是“发展中规范”的视角。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规范中发展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试错的过程不可能一直这么混沌下去。逐渐明朗化以后，一旦对风险点看得比较清楚了，一定要施加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监管，出台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这种重要性，显然是和当下的市场氛围和金融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一定要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加强风险管控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强监管和严监管显然是要遵循客观规律，需要体现它应有的理性水准。在这个方面，我们对智能金融也应当是按照同样一套逻辑理解。观察一个大方向上的创新，有一个对比需要注意：早前提到互联网金融，大家直观理解是P2P。但是P2P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e租宝等不良案例，风险暴露之后当然要靠强监管解决问题、防控风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P2P就此寿终正寝，仍有一些市场主体继续探索创新，我们也还可以再观察在规避了这一轮风险以后如何继续往前发展；同时，我认为互联网金融绝不局限于狭义的P2P，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金融所有的形式。

　　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概念下，我最愿意举的例子是华为——它作为民营企业，前几年不动声色地到非洲扩大市场份额，利用自身的设备供给能力和服务支持能力，在撒哈拉以南这个世界最欠发达地区，跳过门店银行直接发展出了当地的手机银行系统，这难道不是互联网金融吗？华为的手机银行系统依托的是互联网，而且体现的是移动互联支撑下的科技创新形成的数据技术的可行性，并且达到了经济上的超常规发展。这种正面的经验发展过程中，当然也有风控，关于风控的经验我们也要进一步总结。

　　总体来说，“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重点是要在动态中掌握好理性权衡点。从创新到风险防范，我认为中关村的发展中形成的可贵经验非常值得总结。中关村的战略构想，其实就是打造中国的硅谷，就是在中国超常规发展态势中作为一个领军者，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占领若干制高点，在中国“强起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赶超。当然，这是任重道远的过程，我们今天讨论智能金融，开始要在发展中加强交流，从经验里深化认识。